介绍王承书同志，学习王承书精神
王承书，祖籍湖北，1912年6月出生于上海，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工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优秀共产党员，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理论奠基人。1936年，王承书从燕京大学物理学系毕业，获硕士学位；1941年入美国密歇根大学深造，1944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被聘为密歇根大学副研究员、研究员，两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工作；1956年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1958年，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热核聚变研究室主任；1961年，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从事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高浓铀装料研制工作；1964年，任华北六〇五所研究员、副所长，大型气体扩散机总设计师；1973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研究员；1978年，任核工业部研究员，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演员张译呈现了一场“沉默”的相遇：一个内向的男孩冒着核辐射危险成为“逆行者”；他与女友在一辆公交车上相遇，因工作高度保密而拒绝相认。这一角色的沉默，就是为了1964年10月16日那一声巨响，茫茫的戈壁滩上升起了无比壮观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声巨响震惊世界。这枚“原子弹”的背后，凝聚了科技战线上很多无名英雄的默默付出。这其中就包括最让张译感动的一位女英雄——王承书。
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
王承书的爱国精神不仅体现在为国尽责上，还体现在为国担当上。王承书的学生诸葛福在一篇文章中讲到过这样一件事：1974年，大型扩散机的关键部件之一，动密封通过了单台试验，性能良好。国防科工委和二机部主要领导来研究院召开会议，商讨定型问题。在会上，汇报人夸大了动密封的成绩，认为可以定型，上级部门很高兴，会议呈现出可以定型的气氛。科技人员虽有不同意见，但没机会发言，也不敢发言。此时，王承书本着实事求是、对国家负责的态度，大胆地提出异议。她请求上级再给半年时间，在短级联上做扩大试验再做定论。王承书的意见言之有理，获得与会者和上级主管部门的赞许。事实证明，经多次扩大试验，动密封确实不具备工业生产条件，王承书用自己的科学精神和担当精神为国家避免了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龚育之曾在《论科学精神》一文中讲道，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概括，用我们国家最多的人最熟悉的语言来概括，那么应该说：科学精神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在科学界现在有这样一种现象：在做各种项目评审中，很少有人去批评，哪怕觉得这个项目很不好，大家总也不说话。针对这种现象，王承书的所作所为就是一面镜子，爱国有的时候就体现在每一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是否敢于做到实事求是。
新中国的诞生，强烈地激起了王承书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虽然中国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她坚定地表示：条件是要人去创造的，我不能再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参加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王承书让西方科学界深信，她若继续在美国坚持研究下去，日后有极大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回国前，王承书夫妇因为在物理学方面颇有建树，物质生活上很富裕。体面的工作、优厚的待遇、幸福的家庭……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都应该对这种生活状态感到满足了。王承书后来回忆说：当初，不是我不爱美国的优厚生活，而是我更爱自己的祖国。
“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
回国后，王承书在笔记中写下：1956年10月6日是我难忘的一天，在离别了15年的祖国国境上，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心里说不出的兴奋，我要为国家做贡献，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干什么。1958年，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组织希望能调王承书去挂帅，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也是她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领域，对46岁专业已经定型的王承书而言，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
正当王承书准备在热核聚变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时，一个突然的情况，不但再次令她从零开始，而且让她从国际物理学领域彻底“消失”了。当时，我国浓缩铀生产陷入困境，而浓缩铀是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技术。面对这种形势，1961年3月，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承书同志，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你看行吗？王承书平静地说：“我愿意”。
在王承书及同事提前完成供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任务后，上级领导给予了高度评价，王承书只说了一句话：这都是大家的功劳。1964年4月12日，邓小平和彭真到铀浓缩厂视察，在陪同人员中，邓小平一眼认出了王承书。他说：我见过你嘛！1959年你胸戴大红花，参加了全国群英会。从此你隐姓埋名，不知去向了，连你的先生张文裕也找不到你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钱三强向她发出第三次邀请，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从事核事业研究。王承书再次坚定地回答：“我愿意”。
1966年国庆节，王承书作为有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被请上了天安门城楼观礼，聂荣臻在向毛泽东介绍王承书时说，她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听到后，高兴地说：“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
为国家做贡献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何况是一个共产党员
王承书在《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中说：“我的学生时代，正值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内受军阀与反动政府的统治时期，由于对当时状况的不满，养成了很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正义感。”正是因为感受到了切肤之痛，王承书对于拯救国民于水火之中的中国共产党高度认同。她感慨地说：“如果不是新中国的成立，我也许就不会回来了。我的愿望是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王承书如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她笔记的扉页里，有一张发黄的字条，上面写道：在无论任何条件下，坚决最好地完成党交给我的任何任务，在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从入党那一天开始，她就从280多元的工资里拿出200元交党费，剩下的80多元里，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学术活动和生活困难人员。党委的同志劝她：“王先生，你不能这么交，你还得生活呀。”王承书摇摇头：我既然入了党，就要给党做贡献。我用不了这么多钱，国家不用给我那么多钱。
1986年10月6日，王承书为了纪念他们一家回国30周年，举行了一次小型的家庭宴会，她讲了一段话：现在有人弃祖国而去，有人出国学习不愿回来，而我却要纪念我回国的日子。有人说中国穷，搞科学没条件，其实我们回来时何尝不知道，那时的条件更差。30年了，至今我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的选择没错，我的事业在祖国。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与世长辞。杨振宁先生发来唁电：“痛闻王承书先生因病去世。
王先生是优秀的物理学家，对祖国教育事业、科研事业、国防事业都有巨大贡献。她的奉献精神和处世态度是我们的榜样。”王承书在给学生的信里曾写道：我一生平淡无奇，只是踏踏实实地工作，至于贡献，谁又没有贡献？而且为国家做贡献是每一个公民的职责，何况是一个共产党员。王承书留下遗嘱，将个人书籍和科技资料全部送给了核理化院；点滴积攒的约10万元存款再次全部捐给“希望工程”；另有零存整取的7222.88元作为最后一次党费，交给组织。我们很少能够读到王承书表露个人心迹的文字，但是她写过一篇散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她对周总理心怀万分崇敬，而她也如周总理一样，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图文来源：红色文化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