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记忆·海南》，是政协海南区委员会编纂出版的海南区第一本文史资料。该书从文化艺术等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记述和展示了建区以来各项事业的发展成就，丰富了地区史志宝库,提升了地区文化品位。
为了让每个海南人熟知区情历史，经政协海南区委员会同意，区委组织部从即日起在“先锋海南”微信公众号开设“记忆·海南专栏”，陆续刊发《记忆·海南》收录的文史资料，力求使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更多、更深入的了解本地区的发展史，从艰辛探索历程、艰难创业里程、艰苦奋斗征程中汲取坚守初心使命、砥砺前行的精神和力量，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北方海南的建设和发展。
本期推出《巴音陶亥农场到万亩滩村的变迁（二）》，略有删节。
巴音陶亥农场到万亩滩村的变迁（二）
---任晔平---
随后在自治区农垦局和伊克昭盟农牧场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逐年加固黄河护岸，修建黄河护岸23处，保护住了岸边农田不被河水冲塌，为农场后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步伐和进程。
“‘大个书记’来了以后，农场通了电，开始给国家交粮食，开始种水稻……‘大个书记’来了农场可没少干事，干了真多好事，贡献可大了……”赵国强老人一边回忆一边说，他说的“大个书记”指的就是杨振清。
杨振清于1971年从东胜调往黄河岸边的巴音陶亥农场工作。1972年，杨振清被组织任命为农场党委书记。据杨振清老人回忆说，当时农场已有8个农业队、1个牧业队、1个副业队、１个机井队、2个煤矿和１个小学、医院建制单位……有耕地几千亩，大小牲畜5000多头（只）。他上任之后，根据上级的要求，开始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他们组织队干部到宁夏平罗县姚伏参观学习。场部还专门成立了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建设标准基本农田，实现“田、林、路、渠、排”五配套，提高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于此同时，按照农业“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管、工）进行科学种田，全场实现了良种种植，比如小麦全部种的墨麦（从墨西哥引进的良种），这种小麦日期短、抗倒伏、产量高，小麦收割后还可以种一茬小日期小红糜子，玉米全部是维吾尔“156号”。场部还进行了玉米良种培育。同时，他们加强了经营管理，实行了“二级管理，二级核算”，即农场为一级，生产队为一级。那段时期，“文革”进入后期，“农业学大寨”运动全面铺开，巴音陶亥农场党委一班人，身先士卒，积极投身于生产建设当中，带领广大职工，夺取了一个又一个丰收。农场生产的粮食年年超额完成粮食入库任务，因此还被评为“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此时，农场编制是干部30多人，职工近千人。
因为巴音陶亥农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平罗县隔河相望，当时有个谚语叫做“天下黄河富两套”，一套是巴彦淖尔盟（河套地区），一套是宁夏河套。而银川又有“小江南”之美誉，尤其盛产的大米是全国几大名米之一。他们考虑，能不能也种一些水稻？之后，在杨振清的倡导下，经过农场党委研究决定，在巴音陶亥农场四队试种水稻，1975年春天，他们还聘请宁夏灵武县华尔大队的社员做技术指导，种子由宁夏引进，为“经营34号”。为了掌握育种、插秧、管理的技术，四队举办了种植水稻培训班，充分调动起广大职工的积极性。经过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试种水稻获得成功，当年，亩产量达400多斤，农场职工破天荒地吃上了亲手种植的稻米，别提有多高兴了。第二年，他们继续摸索、改进，施肥除用化肥外，还用了苦豆子，效果很好，亩产量由400多斤提高到了500多斤。这是一件农场建场史上的大事，其意义超出了水稻种植本身。杨振清老人通过带领群众试种水稻还总结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任何事情，若想成功，必须要先有思路，敢想才能敢干，前人未干的事情后人未必不能干。同时遵循科学规律，把想干、能干的事情干成干好。切忌不顾实际的头脑发热、蛮干、冒进，好心办坏事。在农村及农业政策方面，过去的失败教训是很多的，既劳民伤财，又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而他们的试种水稻成功，恰恰证明了科学决策、科学管理在农业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前辈们在探索中前进的这种精神以及他们感悟到的这些启示，对后辈又何尝不是一种宝贵的财富？
庞安仁老人说，为了进一步提高土地产量、扩大再生产，鄂托克旗政府于1975年在巴音陶亥农场赛乌素大队打了10多眼井，又发展了水浇地3000多亩，每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100万斤，收成最好的时候一年能产110万斤，这个时候开始给国家上交更多的余粮，一直到80年代初。
谈到1976年，杨振清老人还是心有余悸，他说，1976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毛泽东主席先后逝世，“四五”天安门事件，唐山7.8级大地震，粉碎“四人帮”，还有那一年的夏天，十年九旱的鄂托克旗遭遇了史上罕见的洪灾。根据鄂托克旗政府的通知，农场成立了抗洪抢险指挥部，分片包干，整个防洪大堤彻夜灯火通明，7月的一天，农场与宁夏交界的苦水沟爆发了山洪，他们连夜抽调300多名民兵和骨干开赴现场，坚守前线十几天，最终战胜了洪水，保住了八队，保住了群众的生命财产。
1977年2月，伊克昭盟盟委、行署决定，“三场合一”组建成立新的碱柜农场（准县级建制），以原碱柜农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34团）为基础，撤销位于杭锦旗吉尔格朗图农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25团），成建制划归碱柜农场，将巴音陶亥农场并入碱柜农场。杨振清任农场党委书记、场长。
巴音陶亥农场合并在碱柜农场后，和原碱柜农场、吉尔格朗图农场一起合并搬迁，新建近千人的职工宿舍和家属房，还有一所中学，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改造扬水站。1977年秋天，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后，伊克昭盟盟委组织各旗县主要领导和盟直有关单位负责人共20多人，到山东参观学习农田基本建设。杨振清从山东学习完，回到碱柜，结合农场实际，利用冬闲时节，动员全场实施引黄干渠石头衬砌工程，安排兵团一个连的战士到千里山安营扎寨打石头，机运连负责拉运，其余5个连和机关干部负责衬砌。由于准备充分，机关干部带头，工程会战热火朝天，临近春节，会战告一段落。此次工程共投入劳动力300多名，机车10辆，完成主干渠衬砌5华里长，完成了总工程量的50%。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呼和浩特市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此时，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中共中央决定，周惠同志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并召开了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杨振清老人说：“这次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可以说是自‘文革’以来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范围最广、会期最长的一次会议。伊克昭盟参加会议的有盟委书记巴图巴根，各旗、县委书记，三个农场的党委书记，每个旗县一个公社党委书记，共30多人。这次会议开了20多天，会议开的畅快、舒心。大会期间，给‘文化大革命’自治区最大的冤案‘内人党’彻底平反，使与会者受到了很大鼓舞，确实是一次拨乱反正的大会。”
1979年春节过后，伊克昭盟盟委、行署作出决定，撤销３个农场建制，即碱柜、巴拉贡、独贵塔拉，将部分人员和全部资产移交鄂托克旗、杭锦旗两个旗。杨振清老人说：“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根据盟委、行署的决定，他们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除了一般性的移交外，主要工作是将1000多名知青退回原籍。为此，他们场部领导分工负责，除一人在家外，其他三人分别赴上海、天津、青岛三地与当地政府交涉，将兵团战士送回原籍。杨振清老人回忆说，他领着两名上海籍知青到了上海。一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上海各区，费尽周折，真是见庙就烧香，见神便磕头。老人还说：“在交涉中，我特别强调我们是少数民族地区，理应受到上海市各级领导关照。上海市的各级领导也完全体谅我们的困难，终于答应妥善安置这些支边的知青，将600多名上海籍知青（原碱柜农场的知青）如数接收。于此同时，天津、青岛籍以及自治区内呼和浩特、包头等地的知青也大部分返回原籍。其余少数干部和不愿意回原籍的知青带一年的工资移交了鄂托克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