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记忆·海南》，是政协海南区委员会编纂出版的海南区第一本文史资料。该书从文化艺术等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记述和展示了建区以来各项事业的发展成就，丰富了地区史志宝库,提升了地区文化品位。
为了让每个海南人熟知区情历史，经政协海南区委员会同意，区委组织部从即日起在“先锋海南”微信公众号开设“记忆·海南专栏”，陆续刊发《记忆·海南》收录的文史资料，力求使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更多、更深入的了解本地区的发展史，从艰辛探索历程、艰难创业里程、艰苦奋斗征程中汲取坚守初心使命、砥砺前行的精神和力量，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北方海南的建设和发展。
本期推出《巴音陶亥农场到万亩滩村的变迁（一）》，略有删节。
巴音陶亥农场到万亩滩村的变迁（一）
---任晔平---
巴音陶亥农场诞生于1960年3月。
沿着历史的长河追根溯源，寻找巴音陶亥农场发展变化的印痕轨迹，从巴音陶亥农场到万亩滩村，几度辛勤的耕耘播撒，几多收获的期盼与喜悦。万亩滩村现在属乌海市海南区巴音陶亥镇下辖的行政村，地处镇西南角，沿黄河分布，它的前身便是巴音陶亥农场。
2016年10月，笔者在海南区政协的帮助下采访了庞安仁、赵国强、杨振清、李荣华、黄启现等老一辈建设者，聆听老人们讲述过去那些激情燃烧岁月里发生的点点滴滴，仿佛看到了在那风沙弥漫的日日夜夜，开拓者挥锹舞镐、披荆斩棘的艰辛，仿佛看到了那个火红的年代里，万众一心、战天斗地的豪壮。
巴音陶亥农场地区起初归甘肃省管辖，一共住着几户人家，主要以放牧为主，种植少量的河滩地，没有路。1956年，巴音陶亥农场叫陶乐县第六乡，当年从陕西迁移过来1000多人，国家给这些人每户建了３间房屋，他们开始在这里开荒种地。1958年，陶乐县的第五乡、第六乡合并成立了永兴公社，同年又从河南迁移过来几百人，这些人迁移过来，没有住所，先来的陕西迁移户每户都得腾出１间房来供这些河南迁移过来的人居住，然后他们一起开荒种地。种地的灌溉用水是陶乐县通过几台锅驼机引过来的。今年72岁的赵国强老人与他的父辈共同参与建设了巴音陶亥农场，回忆起当年的那些事仿佛就在昨天，亲切、温暖且清晰。
提到房子时，老人打趣地笑着说：“当时建的那３间房子都是‘穿靴戴帽’直筒式的，‘穿靴戴帽’就是指地基是石头、砖块砌的，墙的４个角是砖的，其余部分都是土坯的，那会儿的人给这种房子起了个名叫‘穿靴戴帽’。后来河南人迁移过来的时候，我们家还给腾出１间呢”。老人还说：“巴音陶亥农场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后，宁夏陶乐县就把浇地的水源切断了，地更不好种了，也没有住的地方。由于生活条件太苦，从陕西迁移过来的那1000多人在农场成立后的第二年就逐步搬迁回去了，只留下一个叫尚士英的老书记，后来当了生产二队的书记。从河南迁移过来的那些人有部分留下了，其余的也都回去了。”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巴音陶亥农场地区划归宁夏回族自治区管理，即陶乐县第六乡。为了便于管辖，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将各自所辖的巴音陶亥农场地区（陶乐县第六乡）和上海庙农场的鸳鸯湖（也有人称月牙湖）地区于1959年协议性互换管辖权（后称为“59协议”）。据庞安仁老人回忆，当时巴音陶亥面积大，鸳鸯湖（月牙湖）面积小，但是巴音陶亥非常荒凉，估计宁夏也不怎么想要，加之“巴音陶亥”又是蒙语，两个自治区很顺利地签订了“59协议”。
现在依然居住在万亩滩村的庞安仁老人7岁时跟随父母从鄂托克旗搬迁到巴音陶亥，他的父亲是第一批建设农场的干部，老人亲眼见证了巴音陶亥农场到万亩滩村的变迁。他说，巴音陶亥地处黄河灌区。巴音陶亥地区划归内蒙古地区管辖后，经自治区政府论证，决定结合桌子山矿区开发建设，在巴音陶亥地区建一个国营农场，解决群众吃饭问题的同时，种地产粮食为国家做贡献，并于1959年派干部到此规划筹建，当年，由伊克昭盟水利工作队负责设计、修建扬水站，当时来了大约300多人，后来一部分人走了，有一部分就留在了农场。1960年，国营巴音陶亥农场正式成立，全称为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国营巴音陶亥农场。
巴音陶亥湿地
农场成立时，设有４个生产队、１个煤矿，有羊10000多只、牧马50多匹、牧牛60多头、驴20多头，主要以农为主。按照内蒙古自治区计划委员会规划，当时经营面积33200公顷，东以一棵树梁的老树为界、西以黄河为界、南以枯水河为界、北以迎河北河漕为界，规格定为准县级，隶属于伊克昭盟农牧场管理局管辖，干部主要来自于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伊克昭盟农牧场管理局当时共管理着4个国营农牧场，除了巴音陶亥农场，还有八一农场、东胜牛奶场、上海庙牧场。
初建农场时，先从国营上海庙牧场等地调入80多名技术工人，后从鄂托克旗东部的公社选入部分农民转为农场工人，后来大概共300多工人，每个月也就20多元的工资。还有部分农工是从河南、山东、江苏等全国各省自行流入的。这些人的工作主要是平整、开垦土地，进行水利建设，在一片盐碱滩上开辟新事业。因为当时正值３年自然灾害，人员流动性大，凡从外地逃荒流入到农场的，干活就给饭吃，每人一顿饭也就是一个馒头一个菜，后来也有很多人吃不了这个苦，走了。只要留下来坚持到1961年的，大部分被转为农场工人，故农场工人构成复杂，涉及全国大概14个省、市、自治区。
1961年，工人相对稳定后，农场又从部分工人家属中选入工人，当时农场总人口约800多人，分３个集中点居住在黄河边，耕种着700多亩不成熟的耕地，收成不太好，人们吃饭主要靠国家供应。当时农场的职工每人每月供应45斤粮、家属每人每月供应27斤，小孩子按年龄定量8斤到18斤不等。周边全部都是白茨沙丘和荒草滩，自然条件极其艰苦，境内无路，出行全靠步行。赵国强老人说：“从1961年开始，农场利用3年的时间，修建完成了从巴音陶亥通往渡口的第一条简易土路，那条路是条只够行走牛车的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农场在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全体干部职工的辛勤努力下，在1963年前后，开始在离黄河近的地方兴修水利，先后建成3座小型扬水站，共计灌溉面积166.67公顷，逐步让沙丘变良田，变旱地为水浇地，水到之处，粮食喜获增收。1964年，巴音陶亥农场由伊克昭盟农牧场管理局移交给了伊克昭盟鄂托克旗管理，之后逐步发展起了煤矿企业，年产煤炭约2000吨。到了1966年的时候，从鄂托克旗东部的木凯淖、巴彦淖、早稍、公卡汉、乌兰吉令５个地区搬迁过来一部分村民，使用了大部分耕地。土地少了，人多了，没有办法的时候，又开始治理黄河，逐渐澄出一些河滩地。
赵国强老人回忆说：“1966年的时候，由于水利设施还不完善、不配套，我们就在一棵树梁的大梁上种糜子，那时用４头牛拉个双铧犁耕种，快一点大概10几天、慢一点也就20天就种完了，收的时候能把人累死。梁上的糜子种的多、地界也长，再加上1966年到1970年雨水特别好，糜子能长一人高，如果一边割一边捆，一个人就负责收两陇，如果只割不‘打腰子’（捆）一个人就得负责收三陇，一上午只能走一个来回，收割一个月都收不完。秋天收完到了冬天才打粮食，用牛拉个碾子碾，有时候得碾到腊月底。”老人还说：“在一棵树梁上种糜子种到1972年，后来降雨量逐年减少，土地沙化严重，不再适合种植糜子。1974年开始，我们在梁上种植柠条”。赵国强老人又说：“1966年开始修建一条长52公里的大渠，这条大渠基本上是靠‘人扛肩挑’完成的，几年里，人们每天从早干到晚，队里每天都给记‘工分’，到年底给补贴粮食”。老人40多岁的小儿子笑着说：“我当时上小学，大人们都在忙着收拾糜子，我们放学回家拿个碗去生产队的大食堂吃口饭，然后就去找大人看收割糜子，感觉那些日子可红火呢”。
到1968年，巴音陶亥农场已经建成了初具规模的小型扬水站5处，并配套了引水渠系，发展水浇地达到4000余亩。期间，上级部门给调配了大批抽水设备和农业机械设备，初步具备了小型国营农场的规模。此时，每亩地的收成大概能有500多斤，基本上刚刚满足当地群众口粮、牲畜以及预留次年籽种的三项开销，能自给自足了，如果有剩余就给国家交了。1968年，设置了场部管理机构1个，生产队6个，机务队1个，水建队1个，总人口增加到了1500多人，并成立了农场职工子弟学校1所，医疗服务点1处，为国营农场的体制。1969年，伊克昭盟农牧管理局调整后，巴音陶亥农场又由当地政府鄂托克旗移交给了伊克昭盟农牧管理局。1969年前后３年，有过20多个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知青到农场工作，他们主要从事操作机器设备、传授知识文化、提供医疗服务等工作，为农场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